迎难而上的“追光者”-同仁医院眼科韩崧

  看到刷手机、打游戏的人，尤其是已经带上眼镜的小朋友，出于职业习惯，韩崧比普通人会有更多忧虑。

  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外伤科主任医师，也是全国青联委员。国家教委和卫健委联合公布的2018年统计数字，中小学生近视率为58.3%，超过半数是“小眼镜”，证明韩崧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这个数字太可怕了，想想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才万分之几，”韩崧说，“近视疾病的影响目前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了，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

  韩崧专注于治疗眼底疾病，而近视度数增长和时间延长，会导致眼底病变，出现视网膜裂孔或者视网膜剥脱。“高度近视，人到六、七十岁很可能会引起失明”，视网膜病变是目前人类致盲的第一位疾病。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曾经最难治愈的白内障已不再是问题。而大量接触电子设备、用眼过度，导致近视患者增多，成了更棘手的难题。

  因此，身为全国最知名眼科医院的医生，韩崧一方面在不断探索眼疾治疗新技术，一方面致力于预防科普工作。作为国家近视防控团队的最核心成员之一，他不仅在公开场合、媒体上大声疾呼和科普眼科常识，而且身体力行参与到基层的防控工作中。

  韩崧是北京人，父亲就曾是同仁医院的医生，而祖上做过药、开过中药铺。他回忆，小时候家里连故事书都没有，有的是解剖图谱、手术图谱，找到了就抱着当图画书看，潜移默化受到了熏陶。到了高考，韩崧所有志愿都报的是医学类，最后还填了个农大的兽医专业。

  然而，父亲却非常反对。“太辛苦、挣得少、责任大”，医生的现实职业处境，让不少医生都不愿让下一代子承父业。为了打消儿子执念，父亲甚至打断了厚厚的两根木头板子。没想到，‍‍‍‍处于叛逆期的韩崧更加执拗，他从学校领了志愿表，跑出去自己填了，躲在外面好几天没回家，因为他坚信当医生是自己的理想。‍‍

  结果，他高考成绩优秀，如愿以偿被第一志愿录取，化学还考了东城区的状元。1990年代，韩崧从医学院毕业，当时正流行一句话“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班上不少同学都转行、经商了。而从实习开始，韩崧就一步迈进了同仁医院。此时，父子早已冰释前嫌，作为老同仁的父亲对医院有着深厚的情感，更对儿子寄予期望。“医院的前辈们，小时候都是叫叔叔、阿姨的，都成了同事，给予我很多指点。”韩崧说。

  眼科是同仁医院的明星科室，而韩崧所在的眼底科却是最苦的，不仅手术时间特别长，挣的钱也很少。当时同届来的毕业生，很多人都愿意去做近视眼、白内障手术，工作轻松些，奖金还多。一个月的工资能相差2千多，在1998年确实不是个小数目。

  “我不太愿意去争。”韩崧说，不争的结果就是他被派去专门处理医疗纠纷。一些病人出现手术并发症，或者因为不理解产生矛盾，需要专门的医生去处理情况，这是其他人都不愿意找的麻烦。

  然而，韩崧不仅服从安排去了，还发现这工作做的很有价值。处理这些棘手的手术病例，他发现需要很强的综合管理能力，而且情况越复杂越让人业务能力和心理上迅速成长：病人不理解，需要他讲解医疗专业相关知识；病人有情绪，需要他安抚，甚至承受打骂。

  韩崧把这些病人的痛苦看在眼里，更愿意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通过接触、了解手术出现的很多问题，他比同龄人更早、更全方面接触到了手术方案，寻求全国专家会诊，更是近水楼台提高了他的业务能力。

  在一位优秀医生的职业生涯里，可能会忘记无数成功的案例，但失败甚至死亡却始终会铭记，这是出于医生的良知和拯救生命的职业使命。

  韩崧没想到，眼底并发症会导致死亡。曾有位老先生做完白内障手术复明了，第二天家人来探望，老先生亲眼看到了多年以来只能靠摸的孙子，由于欣喜过度一下在厕所里发生心脏病猝死了。老先生很可能自身心脏情况就不好，这种诱发情况，家属不理解。作为医生，既感到替家属感到遗憾，又不得不尊重医学常识。

  让韩崧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因1型糖尿病双眼失明的女孩，她家庭很困难，韩崧和同事会支援她钱、给她买吃的。然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女孩因失明导致情绪抑郁，住院期间就反复企图自杀。

  韩崧作为主治大夫，前前后后4次手术，尽全力保住了她最后一点视力，但终归还是异常生活。他不仅天天去查房、治病，还要开导、安慰病人情绪。出院时，病人家属都非常感激。然而半年后，女孩妈妈特地找到韩崧，还是带来了坏消息：女孩趁家人不在，还是在家开煤气自杀了，不到30岁。她临死前特地留了遗书，其中有一封特别要转给韩崧大夫表达感谢。

  这件事给韩崧很大震撼，他意识到治病不单单是看疾病本身和一个身体，那样还没有理解做医生的精髓是什么。

  他认为，医生一定是要从一个社会人去看待一个病人，从一个家庭去看待一个疾病，甚至从一个社会去看待这个疾病。医生要思考，这个疾病会对这个人、对他的家庭和对一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你要去为这个病人、他的家庭负责，同样要为这个疾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负责，尽量去消除他们的负面状态。”他说，”哪怕这个疾病治不好，也要多给予他们安慰和信心，让他们更加健康和有质量的活下去，这才是社会赋予一个医生的社会责任。”

  20多年以来，他在处理医患纠纷的医管科呆了4年，是同仁医院眼科管理这些疑难症病人时间最长的医生。他坦言，经济收入受影响很大。但也对医生的职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不但没有计较，反而更多的投入到“费力不挣钱、但有意义”的志愿者事业中。

  最开始接触志愿者活动，还在上大学。开始工作后，单位组织到建国门街道、大兴周边乡村做志愿工作，为五保户和孤寡老人提供医疗和生活上的帮助。韩崧从中逐渐获得了当志愿者的成就感，以后就经常性主动参与志愿义诊工作。

  2010年，北京同仁医院开展了新疆和田地区的援疆项目，一去并不是三五天的时间。当时家里孩子还小，韩崧谨慎考虑还是报名了。

  那段时间，韩崧父亲患了结肠癌，连续6次化疗，年迈的母亲自己也得甲状腺癌，要做手术。家里缺人手，医院派人慰问，但韩崧和家里人都不愿意麻烦组织，全靠两位老人相互照顾。期间，他自己还因为不适应新疆的气候和饮食，桥本甲状腺病[1] 很严重，每隔两个月发一次烧，基本都是带病坚持工作，头发那一年全白了。

  工作也充满挑战，基层地区不仅缺乏医疗设施，‍‍当地居民95%是维族，语言不通，各种行政体系也不熟悉，都需要配当地的翻译，才能够和病人、地方人员沟通，开展医疗工作。

  由于医疗条件较差、眼科医生缺乏, 当地患眼疾的人不少。有些人因为住的偏远，也贻误了治疗时机，导致失明。为此, 韩崧发起了为3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进行手术的对口支援公益项目。

  除此之外, 韩崧还举办和田地区眼科学习班，准备了大量的眼科专业讲座和手术影像资料，集中给当地的医生培训授课，并参与编写了30余万字的援疆实用五官科手册。

  对于那段援疆经历，虽然因为家庭和自身身体等原因，让他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他无怨无悔。因为他觉得正是这段难得的经历，让他从更多层面去了解到医疗体系在国家中的重要性。

  目前，他一周下来平均要做10台手术，一台手术就要七八个小时，最长的手术要做到13个小时。他想尽量多做一些，也多带出些年轻医生。等年纪大了、手抖了，他希望能把疾病治疗的流程梳理的更清晰、高效。

  从当志愿者的经历中他发现，每次义诊总还有很多人排不上队，而带动更多的新医生、更多的力量去参加了，才能够产生规模效应。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不仅加入了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促会、中国装备协会，也和慈善基金会合作，通过一些项目救助更多病患，做眼部健康宣传推广，提升全民对眼部健康的认知。

  从医这么多年，韩崧说他通过医疗看到了人生、看到了生死，第一是感触良多， 第二是感恩，感恩受教的恩师、治疗的患者，从他们的病痛上丰富了自己的医疗经验，他也感谢父母给予的无限支持，以及医院和组织给予的信任与机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外伤科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博士。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北京市西城区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养生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临床药理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志愿者联合会委员。

  从事眼科工作二十余年，对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糖尿病眼病变、黄斑疾病等眼科常见疾病有丰富手术治疗经验，同时还对各种复杂的眼外伤进行眼前后段组织的修复、眼眶骨折、视神经损伤、各种眼科手术后并发症的处理有深入的研究及丰富的手术经验。参与编写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三十余万字的援疆实用五官科手册,参与编著眼科专业著作2部，承担中国中西部地区眼科基本医疗模式科研项目。并发起进行了三百余例免费白内障手术的西部扶贫项目。还出任全国红十字乡村医生培训计划讲师，每年都义务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医生教授眼科业务知识。